2014年，中国国务院印发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（2014—2020年）》。一些西方观察人士和媒体对此感到惊慌，甚至警告称，中国意在走向“全面控制民众生活的奥威尔式制度”。但现实远没有这么夸张。
德国智库研究显示，2003年至2020年，在提及“社会信用”的官方文件中，73.3%将“企业”列为目标，相比之下，个人仅占10.3%。这意味着，“企业社会信用体系”是现阶段政府关注的首要目标。
2020年上半年，媒体关注相对较少的是社会信用的灵活性，及其推广应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程度。其间，国家和地方都将社会信用作为“推动”商业行为的关键手段。例如山东威海推出一项奖励措施，为在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增加企业信用“海贝分”。
疫情也成为巩固社会信用重要性的契机。例如，2020年4月，中国宣布向那些不拖欠农民工工资、获得良好社会信用记录的建筑公司提供援助——暂缓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。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明确表示，受疫情影响而逾期申报或者逾期报送相关资料的纳税人，可免于行政处罚且社会信用记录不受影响。
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依然保持一种弹性。它存在于金融到交通管理等各个领域。但各行业、各地之间的差异显著。在官方文件中，建筑、房地产和租赁市场被列为目标的次数最多，其次是家政和卫生保健行业。
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在2020年还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合作趋势。例如，上海、江苏、浙江和安徽已搭建起“长三角征信链”应用平台。
